此一语境往往是多重时空交错建构的场域

时间:2019-07-11 10:08:00编辑:郯小编

  针对近年来青蒿素在全球部分地区出现“抗药性”难题,屠呦呦及其团队经过多年攻坚,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于近期提出应对“青蒿素抗药性”难题的切实可行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走出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

  北京大学医学部与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2017年联合设立健康传播专业,培养专业硕士人才。北京大学2017年考题,名词解释健康传播,2018年考题,论述题健康传播的内涵与外延,健康传播与传统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异同,以及未来健康传播的前景。

  关于健康传播的研究,在2004年之前论文数量每年仅有几篇,2004年之后论文数量开始上升,在2018年达到了171篇。

  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前三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发表了59篇论文。

  胡百精:《健康传播观念创新与范式转换——兼论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与解决方案》

  本文聚焦新媒体在个体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层面实现的“元创新”和“微变革”, 同时引入个体在这一层面的基本关切———健康议题,考察健康传播等公共传播事业在社交媒体语境下的观念创新与范式转换。

  健康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公共传播的整体境况和趋向, 本文在分析“信息飞沫化”、“传者去中心化”和“大众生活社交媒体化”等公共传播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 提出了从宣传到对话、从信息流到关系网、从利益共同体到价值共同体等三个解决方案。

  今天, 健康传播等公共传播事业正在接受新媒体时代的科学检验和民主训练, 也经常卷入喧哗虚耗的迷局和困境。对健康传播而言, 这些困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重困境是信息的飞沫化。机构和精英主导了web1.0时代的海量信息生产, 普罗大众则基于web2.0平台进一步贡献了无量无际的内容。面向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越来越像在在大海中注入一滴水,于人可能视而不见,于“海”则不增不减。

  这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传受关系:在既往时代,听者要努力辨识言者的信息,而今言者要在信息海洋中寻找听者,并且要千呼万唤引起对方的注意。人们告别了从报章上剪下一篇“健康窍门”、“养生大全”的历史,公共卫生部门、NGO、商业医疗机构、媒体开始主动调研和筛查目标人群。即使精准定位人群,这些机构传播的健康信息、知识和倡导也极易飞沫化,弥漫空中, 瞬时消散。

  第二重困境是传者的去中心化。互联网在技术结构上的“去中心化”被复制到它所影响的社会交往领域, 技术意义上的平等、开放和民主为人们提供了改善现实的广阔想象空间。但是,“去中心”未必自然形成理性建设性的“多中心”, “去中心”之后很可能遭遇“无中心”的风险和灾难,这对高度倚重专业权威的健康传播造成了巨大冲击。

  知识和权力垄断理应被打破,而“多中心”的培育则须系统化、持续性的努力,否则就会有假权威、伪科学填补空白。近年来“张悟本”们暴得大名大利,当然不是“多中心”彼此竞争和增益的结果,恰是“无中心”之下公众对虚无和幻象的迷醉与消费。批判学者马尔库塞对此早有警省:社会作为整体是非理性的, 即便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 也蕴藏着危险永恒化的可能”。

  第三重困境是大众生活的“社交媒体化”。报刊、广播和电视皆延伸了人的特定感官, 互联网首先融合、强化了这些延伸,进而通过社交平台和移动互联网重构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当一部电脑、PAD或手机能够提供工作、消费、娱乐、沟通等各种需求的实现路径,人自身就被“社交媒体化”,成为行驶在社交媒体轨道上的火车,急缓进退尚可控制,脱轨则会受到“规训和惩罚”。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有关人的在世状态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 社交媒体改造了人们对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支配方案,勾划了新的生活路线图。健康传播机构应该认识到, 所欲传播的内容唯有嵌入社交媒体重构的生活路线图, 才可能被充分认知、有效理解和适度接纳。

  一是科学的观念。健康传播的合法性、对话的价值首先来自其科学性, 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健康传播者都要执着地探索和捍卫真理, 严肃、理性地投入健康知识生产, 确保健康传播方向和方法、结构和功能、过程和结果最大化的科学性。

  同时,每一项公共事业都存在合法性的论述和辩护问题,健康传播的科学性不应成为专家的孤芳自赏和刻板言教, 而要与人的思维和行为、与人性结合起来。正如《20世纪思想史》的作者彼得·沃森在记述20世纪早期果蝇基因研究时所评论的那样:“这不仅是经验性的路程,而且是哲学性的路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基因是一个比电子或原子更具影响的粒子, 因为它与人性的联系更直接。”

  二是人本的观念。在前述飞沫化、去中心化等困境下, 人及其生活既是健康传播的出发点, 也是其归宿。健康传播应当着眼人们的整体生活处境,有机融入人们在其利益世界 (譬如财富、位阶) 和意义世界 (譬如情感、信念) 的生活图景,而不单以疾病为中心。

  比如,“病本位”的控烟传播必然导致单一的恐惧诉求——往往造成烟民刻意回避问题或产生逆反心理,而“人本位”的控烟传播则在普及烟草危害的基础上, 着力帮助烟民发现、发展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情境和状态。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健康并不仅指不生病, 或不衰弱,而是一种完整的身体、精神和社会交往的健康状态”。

  三是文化的观念。文化是一个族群的总体心理秩序, 是化育其他秩序的“底层秩序”,时时处处影响人们打理内在世界、介入外在世界的心态和姿态、方向和方式。

  任何教育和传播行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发生的,譬如在我国,儿童肥胖预防的核心问题不是由医生开具合理的膳食方子,而是要改变“胖就是壮”的文化心理;再如科学知识的传播特别倚重于道德言说对传受双方信任关系的构建,“道德化的真理”更容易被信任。在这一点上, 对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 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

  一是信息飞沫化酝酿着强烈的关系诉求,健康传播工作将出现两个工作重点,即信息流干预和关系网建设并重。

  如果不建立、维护关系网,信息流缺少连接管道,不过是言者泼在自家脚下的水。现今很多健康知识传播和健康促进运动因为墨守信息覆盖的传统观念,缺少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建设,而沦为听众缺席的独白。科学和真理的价值是在良性互动的关系网络中,人们通过意见交换得以确认和分享的。

  二是传者去中心化潜隐着强烈的“多中心”诉求, 健康传播者要主动构建多元对话格局。

  “多中心”关系网的建立和维护至少考量两个指标:第一是距离,即各方在信念、知识、情感、人文地理等方面无形或有形的接近感,感觉越近则关系网就越容易建立且坚实,因此健康传播机构要让自己从知识和道德的高地上走下来, 与人们平等地对话;

  第二是交换,即各方在关系网中能够为共同体创造价值,并因此满足马斯洛意义上的生理、安全、爱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等基本需求,以及权力、交往和成就的需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权力的需求直接体现在“我要说话”或者“用户贡献“上,健康传播机构要做对话的引领者而非控制者,要给人们留有加工信息、表达意见、抒发情感、创造性转化知识的余地,因为“我们不是学着一起生存, 就是一起死亡”。

  三是社交媒体对个体生活路线图的改造,意味着健康传播要积极适应、营造对话语境,此一语境往往是多重时空交错建构的场域。

  适应、营造语境,其实就是要观照人们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比如, 甲型HINI疫苗接种遭到部分公众抵制事件提供了一个重要经验,即避免在公共卫生危机中陷入片面的医学专业主义。“甲流”发生在多重语境下,每一重语境都要求一套专门的应对策略,而这些策略远远超出了医学范畴。

  在人们背负着“非典”、“毒奶粉”之集体记忆,在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和大地震等天灾人祸频发形成了脆弱的社会心理,在新媒体造就了自由的表达空间,在公众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迅速提升的宏大语境下,首先要抚慰、康复负面的社会情绪,加强人们对卫生部门的信任,然后人们才有可能“心甘情愿”接种疫苗。

  社交媒体在社会族群培育方面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在权力主体和公众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活跃的意见领袖群体。他们对信息和意见做出选择,对粉丝关系进行维护和拓展,正是他们决定了哪些信息进入公众议程,影响、牵引着公共讨论和社会对线日,地产商人、网络红人潘石屹发布了一条微博,“陈竺部长说,中国每年因抽烟死亡人口超过100万人,朋友们戒烟吧”,被转发2484次,评论1449次,远超过当时控烟机构的专业微博。健康传播机构当利用社交媒体识别和沟通医学专业意见领袖、公共意见领袖和“草根”意见领袖,以他们为节点建立三类、多级社会关系网, 这将开启健康传播的新时代。

  五是关系网可以生成强大的行动力,健康传播要组织、引领与健康议题相关的社会运动、社区发展计划和公民社会建设项目。

  光说得好不行,光有修辞的胜利不行,人们希望健康传播和公共讨论能够切实地保护和增长个体与族群的利益。在环保、扶贫、灾害救援、动物保护等领域,很多机构、群体和个体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发起了声势大、有成效、可持续的公益运动,比如“免费的午餐”、“大爱清尘”、“PM2.5数据公开运动”等。

  从全球范围看, 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莫斯科之冬”、伦敦街头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国际大事件,显示了社交媒体激发和释放关系网行动力的强大能量。

  对话的观念要求对话者之间存在“共通的意义空间”,此处之“意义”既指双方共同熟悉的事物,也指超越具体事物的价值和信念,如幸福、美好、良善、尊敬、悲悯、和谐等。缺少共持信念的对话,是不可能持久、稳固和深入的。对健康教育而言,健康观念的树立当优先于或高于健康知识的普及,此其一;

  同时,我们有必要追问——对某一个体或群体而言,是否存在完全独立于其他价值观念的健康观念,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亦即人们无法把健康观念从自己整体性的“意义空间”和价值世界中分离出来,那么健康教育的优先工作就变成了将健康观念“嵌入”或“捆绑”在人们整体性的世界观、人生观之上,而后才是

  ,此其二。总之,无论是塑造一种独立的健康观念还是将之纳入人们的整体价值观念,皆须首先点燃人们的信念之火, 继之架上所欲烘烤的食物。

  文化的观念要求立足特定族群所归属的文化来考量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中国文化语境下, 教育者、宣导者、说服者的力量首先来自其道德意义上的可信和权威,其次才是知识的效度。儒家讲“经师易得, 人师难寻”正契此理,道德资质不明或道德资粮匮乏的师者,即使满腹经纶亦不足以问学。佛教也强调“性海圆融,唯信能入”。由是观之,健康传播者自身信任资本的累积,或者说自身的品牌建设,也优先于健康知识的普及——一个缺少良好品牌和社会信任的机构,能够介入复杂的社会事务并成功教化大众,是不可想象的。

  人本的观念要求坚持一个底限性的健康传播原则——人不是问题,而是问题的解决者。举例而言,控烟传播的一个严重误区是把吸烟者塑造为“无知且不负责任”的群体,甚至成了“人民公敌”。再强大的控烟者也不能替代烟民戒烟,能够解决问题的还是烟民自己,而当控烟者把烟民当作“问题”而非“问题解决者”的时候,控烟的诸多努力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正是信心让人们解释和解决问题,信心若失,知识和技能也就成了中途的瓦砾。1568年,面对黑死病带来的末日般的国家,慕尼黑的威廉五世国王决意与洛特林小姐举行盛大的公开婚礼,召唤人们度尽苦厄、重建美好生活的信心。如今, 每天中午11点50分,慕尼黑市政厅钟楼上都会有再现这场“信心婚礼”的木偶人表演。

  在健康信息的传播上具有信息的实时交互性、低门槛准入性以及传播过程中身份的半匿名性等特点,这能够赋予受众通过新媒体主动获得健康信息,增强积极的健康意识,促进医患之间更加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新媒体赋权健康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者也具有现实结合的可能性,但我们不能过度夸大新媒体赋权健康传播的水平与能力。新媒体赋权健康传播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面的配合。

  相信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受众媒介使用能力的不断提升,企业健康传播水平的加强,在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健康传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最终实现健康传播的终极诉求——受众健康素养全面提升。

  王胜源:《新媒体背景下伪健康信息的传播与治理——以果壳网“流言百科”证伪的医学健康类信息为例》

  健康传播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学术界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概念始于1975 年,在当年的国际传播学年会 (ICA) 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 (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 。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研究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从传播内容的角度考察,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内容的,都可以称为健康传播;有的则从传播方式角度阐释,比如“健康传播是患者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诊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再如“健康传播应以大众传媒为信道来传递与健康相关的资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

  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的:“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

  可以看出,这些界定多从传播类型、传播方式或传播媒介角度展开,强调的是“传播”而非“健康”。笔者认为,

  “健康传播”即是“健康信息的传播”, 作为一项专业传播研究,在定义上聚焦“传播”并无不妥,但却可能导致相关“健康信息”的问题未能得到应有的探讨。至少在议题的目标指向上,“健康传播”绝非简单强调对所有健康信息的“有效传播”,而是对“科学的健康信息”的有效传播。02

  贾鹤鹏、苗伟山:《科学传播、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理论溯源及其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反毒品运动”的开展以及与之相关的“药物滥用预防计划”和“药物滥用效果研究”项目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健康传播的发展,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艾滋病在全球的流行,对疾病预防为主的健康传播研究更是产生了巨大推动力。

  我国卫生界、新闻界利用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介绍卫生及健康知识,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只是在1987年的“全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会”上,才第一次提出了传播学在健康教育中的运用。

  1989年至1993年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与中国政府的第四期卫生合作项目,使健康传播概念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确认。2003年爆发的“非典”使我国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催生了新闻媒体和传播学者对健康传播,特别是对公共安全事件的高度关注和反思。

  同年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06年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与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这次论坛被认为是医学和新闻传播学相互合作研究的开始。

  在2008年的“第三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上,围绕社会转型期的健康传播、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新闻人发布等专题做了研讨,并取得了一定共识。2009年的“第四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围绕公共卫生风险沟通这一主题展开研讨。通过几年的发展, 我国的健康传播不断走向成熟。

  。“健康传播” (Health Communication) 在学界并没有一个十分规范的定义。有人从人际沟通的观点为健康传播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患者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诊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这一定义将研究视野聚焦于人际传播,并将健康传播严格地限制在疾病治疗的场域内。

  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传播学学者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t M.Rogers) 则认为,

  这一定义以“提高大众健康水平”为出发点和归宿,关注个人、健康、社会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反映出研究者明显的社会学研究视野和倾向。

  “其关心的范围不仅在个人寻求医疗资讯的过程,或医患之间的沟通,更在整个医疗体系内信息的流动与处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现代健康传播是以传播学的原理与方法为基础,同时运用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研究健康信息的传播及规律,改变人的行为方式,促进人类健康。

  美国健康传播有两大分支:“健康服务传递”和“健康促进”。前者关注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健康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通过对传播技巧的掌握和运用,传播并接受信息,确定治疗方案;后者关注媒介和大众传播,说服者对消费者认知、态度和行为施加影响。

  而近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类期刊发表的健康传播相关论文中46.4%为媒体报道框架分析,研究大众媒介与传播效果,而对组织健康传播、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健康促进、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非常欠缺。

  学科研究者的背景反映出一个学科对于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吸纳程度。当前我国健康传播研究与医学、公共健康学之外的学科缺少共通性规律,学科融合度低。新兴学科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科来源,健康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

  在美国,该学科建立之初,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成为健康传播学的衍生母体和重要构成,如心理学、社会学。1971年,心脏病学专家Dr.J ack Far quhar和传播学者Dr.Nat han Maccoby合作“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他们用实验法和田野调查来检测大众媒体的“刺激”效果。

  之后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加入到健康传播行列。学科起源、研究方法、缺少跨学科合作等原因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尚未大规模介入健康传播研究。随着近年健康传播学吸引度的提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国内新闻传播院所开始积极引入相关知识,与国外一流院校交流合作。健康传播有望逐步告别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尴尬境地,由边缘走向主流。

  3.议题关注范畴窄,大多集中在艾滋病防控、大众媒体传播效果、媒体报道框架分析上。

  由于早年没有防控传染的医疗对策,艾滋病作为世界范围内最棘手的传染病之一,成为世界各国健康促进的重要议题。

  事实上,从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已经开始研究行为改变和心脏病之间的健康促进研究;芬兰和美国均使用大量实验仪器来测定个人行为改变和心血管、高血压等疾病之间的关系;菲律宾等国家关注母乳喂养、控制饮酒、预防接种等父母行为对于低收入国家儿童死亡率的影响作用。

  在烟草和毒品防控中,美国的“真相—禁烟运动”和“国家青少年禁毒媒介运动”值得关注。这两项运动具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以购买电视上的商业广告时间。“真相运动”通过对烟草公司如何吸引青少年吸烟进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青少年吸烟行为。

  内容分析显示,516篇论文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依次是内容分析法 (120篇) 、问卷调查法 (58篇) 、案例分析法 (42篇) 、文献研究法 (20篇) ,其他出现次数少于10的研究方法包括实验法 (伍静、林升栋, 2012) 、深度访谈 (崔效辉, 2011) 、虚拟民族志 (陈先红、张凌, 2015) 、框架分析 (张明新, 2009) 、团体干预法 (朱锡莹, 1995) 等。

  另外,76篇论文借鉴了传播学或社会科学理论,其中框架理论 (17篇) 、议程设置 (8篇) 和风险社会理论 (5篇) 是使用相对较多的理论。使用频次不高的理论包括保护动机理论 (伍静、林升栋,2012) 、创新扩散理论 (赖泽栋,2013) 、涵化理论 (甘罗嘉、肖晴文,2016) 、计划行为理论 (吴林海、钟颖琦、山丽杰,2013) 等。

  以及社会学相关理论,如:社会交换理论 (崔效辉,2011) 、社会网络理论 (洪小娟等,2016) 、社会冲突理论 (覃国慈,2014) 等。相对宏观的风险社会学理论在4篇论文有所运用,表明健康传播相关理论来源的多样 (贾鹤鹏、苗伟山,2017) 。应用上述理论的文章中,来源于新闻传播学类期刊的有43篇,来源于公共卫生类期刊的仅4篇。

  对新闻传播学和公共卫生两个领域的健康传播论文进行了梳理,可以发现,与公共卫生类相比,发表在新闻传播学类期刊上的论文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不足,超过一半的论文 (51%) 没有明确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仍然是主流。而发表在公共卫生类期刊上的论文以问卷调查法为主,占据了所有使用该方法的论文的76%。

  虽然重视方法,但公共卫生类期刊的论文对理论使用不足,仅有4篇论文涉及理论,与传播学相关理论的仅1篇——涵化理论 (廖志坤,2013) 。而新闻传播学类期刊上的论文,理论使用率仅18%,而且以传统理论为主,比如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皆发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并在政治传播领域中应用广泛 (Scheufele&Tewksbury,2006) 。

  其他论文对理论的运用比较初级,只是把理论作为研究的背景或是对理论进行简单介绍,未能将其融入到整个研究中。

  分析样本中,只有一篇论文使用了健康信念模型 (Health Belief Model,简称HBM),该论文发表于《国际新闻界》,从感知罹患性、感知严重性和感知利益性三个维度考察“非典”认知对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 (薛可、邓元兵、余明阳,2013) 。

  作为健康传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HBM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健康决策以及行为改变 (Green&Murphy, 2014) ,多用于医疗手术后的干预策略研究。以其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期刊库搜索得到723条结果,其中503条属于临床医学类,没有新闻传播类结果。

  本次研究中HBM几近缺席,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使用HBM的学者没有将其与“健康传播”学科联系起来,他们多为临床医学研究者,与公共卫生学科有所差别;另一方面则与当前健康传播研究忽视微观研究有关。

  杨丹:《健康传播视角下传统媒体对医患关系的建构——基于《华西都市报》的内容分析》

  从研究结果得出,有关医患关系的报道在2010-2013年逐年增加,而2013-2015年则略有下降。

  据中国医院协会和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的调研显示,从2003年到2012年的10年中,中国暴力伤害医生事件共发生了40起,其中2012年暴力伤医事件发生11起,达到顶峰。

  《华西都市报》在这6年时间内,医患关系报道的正面报道数量明显高于负面报道的数量,但是正面报道过于集中,多为医院活动,如96611空中医院联合华西传媒中心的宣传,“最美医生”“最美护士”的评选活动,内容过于单一,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作为受众,我们可以从其他媒体获知医患之间的矛盾,一味地报道正面新闻会破坏正负面新闻的平衡性。况且,医生救死扶伤本是职责,而医患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往往容易成为新闻,更具备新闻价值。

  只有协调好正、负面报道的数量,满足受众的需求,媒体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将医患关系报道的主题分为7类,《华西都市报》在各个主题分布上并不均匀,医院、医生的正面形象宣传的报道数量最多,多为医院的活动、专家号的预约,而负面新闻多为医疗纠纷。

  虽然正面的新闻多于负面主题有利于和谐的医患关系的建构,但是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过多的正面形象的报道更类似于宣传,多为医院单方面的描写,可信度有待商榷。

  从统计结果分析,对医患关系现状的评述的报道数量还需要进一步增加,评述在对受众的舆论引导的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华西都市报》关于医患关系的报道所在的版面集中在其他版面,001版-004版报道数量的总和也不及其他版面数量的一半,说明《华西都市报》在医患关系的舆论引导方面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是从健康传播舆论引导的角度来看,该报的版面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使001版-004版的正面报道数量多于其负面报道的数量。这一点值得其他报纸借鉴。

  《华西都市报》在报道医患关系时所采用的体裁多为消息,超过七成,而深度报道也只有一成左右;在这个读图时代,图片新闻却不过1.2%而已。

  消息类的新闻以简洁的文字传播事实,缺少细节描写,不涉及事件的详细经过;反之,深度报道能够揭露事件的全貌和细节,在舆论引导过程中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图片新闻能够从枯燥乏味的文字中脱颖而出,增加理解新闻的直观度。

  《华西都市报》在报道医患关系时应该平衡各种报道体裁,增加深度报道与图片新闻的报道篇数,同时也应该多采用评论体裁,以尖锐深刻的语言去揭露真相,正确分析“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受众能有更深刻的解读。

  《华西都市报》在刊登关于医患关系的新闻时,为了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多采用第一手资料,信息来源也多为官方来源,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未交代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的比例分别达10%和52.7%。只

  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的来源也更加广阔,涉及到微博、微信、论坛等。但是,互联网具有匿名性的特征,网络信息参差不齐,记者要多方求证后才能刊登新闻(七)医疗纠纷、医患暴力与医生负面信息的信息方引用

  《华西都市报》在医患关系的报道中,只涉及一方报道的数量也不少。本文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报道医患矛盾时,都要引用双方观点。

  由于医患双方立场不同,知识的差异常常致使医患双方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在医患关系报道中,不仅要引用医患双方的话语,最好也能涉及第三方观点,才能保证媒体立场的客观公正、不偏不倚。

  每当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的关注点聚集在该事件对自己的影响上,对于多数人来说,健康信息是他们唯一确定自己所处状态的途径。

  在当下社交媒体已成为公共卫生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而相对于综合类社交媒体日常关注点不止是健康信息,健康类微信公众号的精准定位、点对点式传播、及时快速、传递信息的私密性令其可以和用户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公众号对健康信息的传播影响着公众的态度与健康行为。

  查看近期关于“疫苗”top30的文章,其中24%来自于自媒体,但无一属于健康类,其中出自健康类的文章,全部来自如“丁香医生”这样的企业机构。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会普遍会引起各行业广泛关注,因为与此有关的文章是公众在当下迫切需要了解的。

  事实上除了“丁香医生”等少数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微信公众号运营者并为医疗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外,大部分健康类公众号的运营者只是擅长营销的技术人员,他们熟谙用户心理,发布的信息大都可以总结为“数字化+多图+恐怖后果=恐怖情绪”的公式,这也导致了健康信息中谣言泛滥。

  以新榜3月热门内容为例,“丁香医生”《酸性体质癌症找上门,碱性食品长寿不生病?》中对「酸性体质与碱性体质」的民间谣言进行了辟谣,并且解释了大多数病与生活方式有关,如饮食不当、运动不够、不注意远离污染。

  文章提供的建议是合理地搭配选择食物,才能够减少营养缺乏。通过合理膳食,我们就能满足日常的营养需要。并未明确告诉用户需要吃什么。

  再来看“零点养身”《原来“煮绿豆”只要花2分钟!90%的人都不知道!》,这篇文章转载自某食谱软件,全文主要以图片描述如何去做,任何用户基本可以在1分钟内看完并学会。

  另一自媒体“健康圈”在文章《比肉还营养,还能调三高、清血管,每天吃一点哦~》中向用户推荐了大豆制品,明确表示这些大豆制品是优质食物。

  健康始终是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而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一代人对健康信息有着更高的要求。这也对健康类公众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保证科学性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让受众更加方便的掌握健康信息。利用微信全媒体覆盖的特点,我们可以制作科普短视频、在后台与用户互动、开展线下分享活动等。

  只有让自身的信息具有独特性,提高用户粘性,健康类公众号才能可持续发展,专业健康媒体在社交媒体才能占有更大的话语权,健康信息才能借助移动互联网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

  在控烟传播中, 许多研究者把着眼点放在媒体“做了哪些”上面,简单地呈现事实, 而缺少媒体“做得怎么样”, 即除了议题选择和话语分析外, 很少把关注点聚焦在这些控烟传播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

  当然,这部分研究的缺失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传播效果的测量很难像其他社科类研究一样只采用文献分析法,而要加入控制实验法,但控制实验法较难把控。

  表面上看来,将控制实验的对象锁定在高校的吸烟学生或都市的吸烟白领身上,已经很大程度上缩小了调查范围,降低了研究难度,但是整个实验过程,既要保证问卷前后受访者的一致性,又要反复确认他们关注了指定的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在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

  在目前的控烟报道研究文献中, 除《中美控烟报道议题建构比较研究——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外,尚未发现深入探究国外控烟报道的例子,尤其是几乎没有涉及国外社交媒体的控烟现状和经验借鉴,没有从横向的角度对控烟报道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分析,研究视野过于狭隘,缺乏一定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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