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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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 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年春 党和政府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恢复发展生产

  1967年1月 全国各地掀起夺取党政各级领导权一月风暴

  1977年7月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也被消灭;农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为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1954年9月2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共4章106条。被称为五四宪法。五四宪法是一部较为完善的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在对建国前夕由全国政协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制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爆炸成功 。根据解密的资料,为了这颗的爆炸,中国一共花费了28亿人民币。 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革后期,中共开始考虑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中美之间展开秘密谈判。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申办奥运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意愿,1991年2月,北京市向中国奥委会正式提出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随后在中国奥委会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一致同意了北京市的申请,并向国际奥委会和有关的国际体育组织通报了北京的申请。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于 1991年12月,派出北京奥申委代表团赴瑞士洛桑向国际奥委会主席递交了申请书。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

  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同步起始的。最早的文章应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1838年写的《京报分析》。较早对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有: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中土》、1873年《申报》上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等。这些文章中只有相关的一些文字论及中国新闻史,既不全面更不系统。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是1895年李提摩太的《中国各报馆始末》,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以及1917年《上海闲话》一书中姚公鹤所写《上海报刊小史》一节。这些文章都注意到了中国古代报刊与近代报刊的本质差别,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起源与变迁,关注尚很年轻的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由此而产生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不过,作为起步阶段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很粗糙,线索模糊,史料单薄。就是具有中国最早的新闻史专著之称的《上海报刊小史》,整篇文章很难找到报刊的确切创刊日期、发行数量等,大量使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模糊语言。而李提摩太和梁启超的文章则更为简约,主要是提供了一些线年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尚处于零碎的非系统状态。

  1920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开始设置新闻学专业,最初叫做“报学系”。伴随教学活动的开展,作为新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期间,虽然没有专著和代表性的文章问世,但新闻史的教学活动在客观上却明显地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系统化发展,使之迈出了新闻史研究的史前期,而跨上了积累资料、总结规律的新台阶。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说就是这一阶段的历史积累所结出的硕果。在《戈公振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开设报学系,戈公振任教《中国报学史》……根据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料,戈公振开始撰写《中国报学史》,将我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戈公振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为了证实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写信虚心向别人求教。为了觅得第一手报刊资料,除了在《时报》刊登‘访求旧报’广告外,还不辞辛苦地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消磨了大量的时光。10余年来,他一直不停地广泛搜集史料,致使摆设在他那书房兼卧室的4张高大的书架上,全部堆满有关新闻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与剪报。他那如痴如醉的治学精神,使同事和朋友们都大为惊叹。”〔1〕

  完成于1926年底的《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11月出版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2〕《中国报学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大致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这在我国新闻史学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现出全面铺开之势,通史、地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等方面的专著纷纷问世。据统计,解放前,我国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绝大多数是1927年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开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3〕

  1927年至1949年前,我国的新闻史研究是有进展的,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突破。在这50多部作品中,“率尔操觚,展转抄袭,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调查研究,干脆闭门造车,连基本的史学求真的精神都没有。如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讲述武汉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作者记述了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没有对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证考察和总体把握,语言模糊,结构松散,全无史书应有的严谨态度。这些专著在解放后连再版的价值都不存在了。方汉奇先生曾评价道:“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惟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惟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学专著。”〔4〕由此可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著,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编写的《中华新闻史》,林语堂用英语写的《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等书,都是根据《中国报学史》提供的材料写成的〔5〕”。

  不过,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而不确切,后被考订出有200多处错误;阐述系统而不深入,“叙述不免偏颇,如上海报业介绍较详,其他地区则显简略”;并且,“戈著体系欠完整,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氏强分中国新闻事业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立章,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6〕不难看出《中国报学史》本身尚属不成熟之著,有待发展与完善。

  解放后直到1978年,新闻史的研究继续在海峡两岸同时进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陆研究的重点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的历史。这部分历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响比较深,对古近代报刊史和现代同期其他类型的新闻事业的研究不足。还谈不上对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台湾在此期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有30多种,但同样缺乏深度与力度。台湾在新闻学的教学中长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台湾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在1966年曾无奈地说过:“尽管戈著缺点很多,不合时宜,但他以后,国内始终没有出现过第二本系统性新闻史著作。”该年出版的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台湾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阅此书不难发现,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旧说,没有进行应有的补正,在现当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体例上,它分主题进行阐述,“无异专史”,违背了通史按时间顺序进行全面阐述的基本做法。由于台湾偏居一隅“现存大陆出版的报刊不多”这一先天不足,加上对大陆明显的敌对情绪,无形中限制了台湾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总的来讲,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规范、扎实,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体、客观的考察。中国新闻史研究处于徘徊状态。

  经过30多年的积累,1978年夏,方汉奇开始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写作。1981年《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了。在这部50余万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国早期的报纸”为题,对我国自唐代以来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必要而简略的阐述,随后将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状况进行整体描述。此书一出“在海峡两岸新闻学界曾经引起一定影响,也受到了国外新闻学界的注意”,〔7〕被公认为是,自戈著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8〕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所覆盖的内容跨度来看,它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基本一致。但比较两著,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拥有上,戈著之所以能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材料的丰富性,在当时的新闻史专著中确属少见。1928年5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刊载署名‘素痴’的《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文章‘……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之罕见者……’”。〔9〕不过,作为开山之著,它又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考证。相应地,因事实错误而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立。方著则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来的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错误,可以说,该书是在全面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写就的,不仅对戈公振书中的200多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还纠正了50年来新闻史研究中的各种错谬之处。此外,书中大量补充了新的史料。考订之精良,单从注释中就能看出:作者在叙述1902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我国新闻摄影发展的情况时,说:“清朝政府原来对新闻摄影活动多方限制。”在这句话的注释中,方先生举了直隶总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绪灵车时,因沿途摄影而被弹劾“大不敬”、被革职一事作解释,说明当时布衣在摄影方面更是动辄得咎的情形。其次,从戈公振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新闻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突破。在这50多部作品中,“率尔操觚,展转抄袭,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调查研究,干脆闭门造车,连基本的史学求真的精神都没有。如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讲述武汉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作者记述了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没有对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证考察和总体把握,语言模糊,结构松散,全无史书应有的严谨态度。这些专著在解放后连再版的价值都不存在了。方汉奇先生曾评价道:“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惟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惟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学专著。”〔4〕由此可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著,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编写的《中华新闻史》,林语堂用英语写的《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等书,都是根据《中国报学史》提供的材料写成的〔5〕”。

  不过,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而不确切,后被考订出有200多处错误;阐述系统而不深入,“叙述不免偏颇,如上海报业介绍较详,其他地区则显简略”;并且,“戈著体系欠完整,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氏强分中国新闻事业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立章,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6〕不难看出《中国报学史》本身尚属不成熟之著,有待发展与完善。

  解放后直到1978年,新闻史的研究继续在海峡两岸同时进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陆研究的重点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的历史。这部分历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响比较深,对古近代报刊史和现代同期其他类型的新闻事业的研究不足。还谈不上对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台湾在此期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有30多种,但同样缺乏深度与力度。台湾在新闻学的教学中长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台湾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在1966年曾无奈地说过:“尽管戈著缺点很多,不合时宜,但他以后,国内始终没有出现过第二本系统性新闻史著作。”该年出版的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台湾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阅此书不难发现,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旧说,没有进行应有的补正,在现当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体例上,它分主题进行阐述,“无异专史”,违背了通史按时间顺序进行全面阐述的基本做法。由于台湾偏居一隅“现存大陆出版的报刊不多”这一先天不足,加上对大陆明显的敌对情绪,无形中限制了台湾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总的来讲,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规范、扎实,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体、客观的考察。中国新闻史研究处于徘徊状态。

  经过30多年的积累,1978年夏,方汉奇开始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写作。1981年《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了。在这部50余万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国早期的报纸”为题,对我国自唐代以来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必要而简略的阐述,随后将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状况进行整体描述。此书一出“在海峡两岸新闻学界曾经引起一定影响,也受到了国外新闻学界的注意”,〔7〕被公认为是,自戈著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8〕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所覆盖的内容跨度来看,它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基本一致。但比较两著,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拥有上,戈著之所以能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材料的丰富性,在当时的新闻史专著中确属少见。1928年5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刊载署名‘素痴’的《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文章‘……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之罕见者……’”。〔9〕不过,作为开山之著,它又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考证。相应地,因事实错误而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立。方著则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来的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错误,可以说,该书是在全面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写就的,不仅对戈公振书中的200多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还纠正了50年来新闻史研究中的各种错谬之处。此外,书中大量补充了新的史料。考订之精良,单从注释中就能看出:作者在叙述1902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我国新闻摄影发展的情况时,说:“清朝政府原来对新闻摄影活动多方限制。”在这句话的注释中,方先生举了直隶总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绪灵车时,因沿途摄影而被弹劾“大不敬”、被革职一事作解释,说明当时布衣在摄影方面更是动辄得咎的情形。其次,从戈公振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总是粗线条的,材料准备不足,总体把握不够。而方著则对这两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方汉奇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细腻而全面。不仅有对重大事件与人物来龙去脉的详细阐述,还有对新闻业务点点滴滴的发展状况的描述,既使人看到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总趋势,同时又使人对各个阶段发展的特点与重要的细节有深入的把握。基于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了解,方著中按我国新闻事业在各个时期发展的总体内容以及特点的不同进行了规范而又科学的分析,使人们对此阶段新闻事业发展的了解清晰明了。从而在体例上确立了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时间为经,按新闻事业自身发展中所显示的主题不同,分别划列出各个时期,按严格的历史分期依次进行陈述。这是在戈著和此前的其他新闻史专著中所不曾确立的。第三,方著充分尊重事实,不轻易褒贬人、事。真正做到了论必有据,“论从史出”,无一字空谈。方著中对新闻史的分析与论证一般都是拿事实来说话的,持论公允、客观,有说服力,能使人了解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基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信史。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材料的充分占有、体例的完备这些学术规范上来看,还是从指导思想的明晰与科学、持论的公允与客观这些新闻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来看,方著都是一部新闻史研究的成熟之著。他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一部完整、系统的近代报刊史,他还树立起了新闻史治史的科学精神;充分地占有真实的材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探讨新闻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从此,中国新闻史研究走上了《中国近代报刊史》开拓的科学道路,开始结出累累的硕果。以《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为代表的断代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代表的通史研究、以《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新华日报史》为代表的专题史、以《邓拓传》为代表的人物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为代表的编年史等等新闻史著述在以后的十余年间相继问世,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个空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新闻史研究真正走向了全面、深入开展的新里程。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闻史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出1978年前所出新闻史专著的总和,而且在质上与此前的新闻史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以下突出特征:治史严谨,注重考证;论述系统、周密;反映历史客观、忠实。总体上展现出成熟、科学治史的新风貌。

  1949年,中国人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年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25.94元;年人均原煤只有59公斤;年人均发电量只有7.9度;年人均原油只有0.2公斤;年人均钢只有0.29公斤;年人均布只有3.49米;年人均糖只有0.37公斤;年人均粮食只有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4.7公斤;年人均水产品只有0.83公斤。

  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进行着战后经济恢复,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就是当时新中国的真实写照。

  10月13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

  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

  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进行武装干涉,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2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侵略行径进行严厉谴责和抗议。

  3、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4、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7月1日,成渝铁路(成都至重庆)建成通车,全长505公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日,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公布施行。随后,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选。

  10月,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

  12月25日,康藏公路(四川、西康两省交界的金鸡关至拉萨)与青藏公路(西宁至拉萨)同时全线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

  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以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的折合比率收回旧人民币。

  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公布。从1956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

  8、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

  9、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随后展开。

  11月2日-21日,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六十四国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宣言》及《和平宣言》。

  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广场建成。5月1日,首都50万人参加揭幕典礼。

  11、1959年:8月底,人民大会堂建成。它与同年建成的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和全国农业展览馆并称为首都“十大建筑”。

  9月13日-10月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1.06万多人参加了42项竞赛和表演赛,7人打破4项世界纪录。

  10月1日,北京隆重举行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70万人的游行。

  12、1960年:4月,新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

  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从北坡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人类第一次战胜珠峰北坡天险。

  1962年:5月22日,中国影协举行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大会。这是第一次全国群众性的电影评奖活动。

  13、1963年:1月2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为一位右手完全断离的病人成功实施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

  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

  4月6日,中国援助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离京出发。这是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派遣的第一支医疗队。

  14、1964年:10月2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演出。

  16、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随后,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09年9月)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我国进行过几次国庆大阅兵?分别在哪些年份举行?其中60周年国

  第一个国庆节阅兵1950年国庆阅兵,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部队。受阅部队共24209人。受阅武器为各种火炮88门,坦克、自行火炮80辆,汽车178辆,军马2899匹,飞机28架。

  诸新兵纷纷登场1951年国庆阅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典礼在北京广场隆重举行。在这一年的阅兵式上,一批身经百战和功勋卓著的解放军高级指挥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员的身份参加了国庆阅兵式,并走在受阅部队的最前面;参加阅兵式的各类专业军事院校学员数量增加。一些新兵种纷纷亮相。民兵大队第一次出现在国庆阅兵式上。

  首次披露的阅兵照片1952年国庆阅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周年典礼在北京广场举行。这一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这一年阅兵式特点是公安部队和少数民族民兵大队首次参加阅兵式和分列式。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的首次阅兵1953年国庆阅兵,我国已从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阶段,稳步展开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一年,是我国实施一五计划的第一年。

  5周年大阅兵1954年国庆阅兵,国防部长彭德怀检阅了部队。受阅部队包括地面方队38个、4个空中梯队,共10384人。开国大典受阅部队主要由陆军组成,海军和空军只是象征性的。国庆5周年,受阅部队由陆海空诸军兵种编成,反映了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

  大雨振军容1956年国庆阅兵,共有11929人接受检阅。分列式在雨中举行,阅兵的顺序是军事学院、石家庄步兵学校、西安炮兵学校、南京工程兵学校、第1坦克学校、第5航空预备学校、第5海军学校,第24、63、65、66、69军,炮兵第2、10、14、32师,坦克第1师,机械化师、伞兵教导师,防空高炮第100团、防空高炮第10师等部队,相继通过了广场。

  受阅人数最少外国来宾最多1957年国庆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第9次国庆阅兵。1957年1月,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军事建设反映在阅兵上,最大的变化是受阅总人数比往年少,是新中国13次阅兵中最少的一次。这次阅兵的特别之处还有,国外来宾空前多。应邀来我国访问的50多个国家的外宾、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在华外国专家等观看了阅兵式。

  民兵方队规模空前1958年国庆阅兵式。由工人、农民、学生组成的众多民兵方队出现在受阅队伍中。基干民兵方队由来自太行山、白洋淀等革命根据地的民兵战斗英雄组成,他们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用土枪、土炮打击过敌人。他们仅训练了20多天就参加了国庆阅另外,军事学院和步兵、炮兵、坦克兵、工程兵、空军、海军等军事学校方阵引人注目。

  “逢十”大阅兵1959年国庆阅兵式,受阅部队官兵身着新式军服,佩戴军衔。这次阅兵与5周年国庆阅兵相比,取消了骑兵、三轮摩托车方队。受阅武器装备国产化程度大大提高,其中我国自行制造的“五九式”主战坦克和“红旗牌”检阅车首次亮相国庆阅兵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首次大阅兵1981年9月14日,我军在华北某地举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华北军事演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实兵演习结束后,9月19日,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分列式。这次阅兵称为“1981年华北大阅兵”。

  1984年国庆阅兵,在首都北京举行了欢庆共和国建国35周年的盛大庆典,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迸发出了勃勃生机,人们终于在1959年之后再一次在广场看到了震撼人心的阅兵式。检阅进行曲旋律响起后,主席乘坐红旗牌黑色敞篷轿车在阅兵总指挥的陪同下开始检阅部队,第一次喊出了“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的口号,体现了对人民子弟兵的关爱。

  世纪大阅兵1999年国庆阅兵,共和国迎来了50华诞。时值世纪之交,这一年在广场举行的盛大阅兵式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世纪大阅兵”。在这一年,改革开放新时期诞生的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第一次汇入了受阅大军中。

  “世纪大阅兵”完美地实现了“米秒不差”:压阵的第二炮兵战略导弹方队最后一排通过中线的那一刻,陆海空航空兵首次联合编队组成的强大机群中的第一架飞机准确飞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空。百米阅兵道,世纪精兵路。从开国大阅兵到国庆50周年阅兵,13次庄严的检阅,把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历程浓缩成铿锵的足音,留在了广场上。

  甲子大阅兵2009年国庆阅兵,由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预备役部队抽组的14个徒步方队、500余台地面装备组成的30个装备方队和由陆海空三军航空兵151架战鹰编成的12个空中梯队,在接受检阅。这次阅兵展示的52型主要装备,全部是国产装备,近90%是首次参阅。如三代战机,自主生产的歼-10和歼-11;这次参阅飞机有12种15型,涵盖空军、海军和陆军航空兵现役主战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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