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时间:2019-05-15 22:48:58编辑:郯小编

  中国科学院院士,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高福1983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1986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获硕士学位,1994年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2004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并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担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2005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08年出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2010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2017年起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2018年被任命为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201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高福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病原微生物跨种间传播机制与分子免疫学,主要从事T细胞识别、流感病毒等囊膜病毒侵入的分子机制、禽流感等动物源性病原跨种间传播的机制研究等。

  2014年9月16日,中科院院士高福一早和家人告别,从北京国际机场登机前往西非,和另外62人组成的P3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奔赴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

  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性如何?以何种方式传播?为了大家的健康,高福和队友们鼓起对未知科学探索的勇气选择前往最前线。在《科学》杂志的“科学生涯栏目”中,他写下“病毒旅行不需要签证”。而就在他们出发的同时,由于担心感染,美欧和日本的援助组织却正在撤走大批医务人员及志愿者。此行多少有了些壮烈的意味。

  出发前一晚,高福回家时才说,已经报名去塞拉利昂。还在上学的女儿,撒娇地说要跟爸爸一起去。当时的塞拉利昂不仅埃博拉病毒肆掠,而且医疗卫生条件相当落后。此行出远门,高福叮嘱家人,不要告诉年迈的父母。

  “我的专业知识告诉我,我并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不过我还是自觉在宾馆里自我隔离了一个星期。”高福说,“这事我也没告诉国内的人。”

  现在谈起这段鲜为人知的插曲,高福的口吻很轻松。但在人人自危的疫情一线,面对着致命病毒的肆虐,对心理素质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那时候我提醒自己不要着急,而且万一真感染了,着急也没用。”在多年与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斗争中,高福说自己一直都持有这样的心态。“做这行,心理素质的训练高于一切。”

  2004年,高福收拾好行囊,锁上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办公室的门,卸下教职,结束了13年的海外游学生活,回到北京。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海归”科学家有一种特有的刻板印象。许多人物传记中也常写,他们“放弃了国外优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带着一腔爱国热情,毅然回到祖国”。

  但高福却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这种人。对他而言,回中科院工作,是因为这里能为他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而且,我父母也在国内嘛,他们需要我照顾。”他笑说。

  在他看来,在他所从事的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领域,中科院的硬件比国外要好,还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强的团队,让他在国外十几年积累的科研理念、思考、抱负能够得到充分的释放与实践。“在国外我可能只能成为一个小领域的专家,但在中国,我才有可能去做一些顶天立地的事。”

  “大家要理解,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中国科研实力上去了,将来发达国家也有可能从中国挖优秀人才,这都是正常的。”

  这种平常心也贯穿在他科研工作的始终。高福坦言,自己走到今天,失败比成功要多得多。“科学本来就是无数次的失败换来1次成功,大家看到我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却不知道我已经被他们拒绝过99次。”

  但在失败中,高福迅速成长。他从一个农业大学兽医学专业训练出来的学生,不断跨界,从最初的分子生物学、病毒进化学、结构生物学,到后来的流行病学、公共卫生政策,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功。

  如今的高福,已经是在《科学》《自然》《细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五大顶级学术期刊上取得“大满贯”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学家之一,几乎可以说已经“功成名就”。

  但高福的梦想并没有就此止步。与H5N1、SARS、H7N9、MERS、埃博拉病毒等重大新发、突发病毒一次次周旋的经历告诉他,防患于未然,永远都是传染病防控的“黄金准则”。

  2015年以来,寨卡病毒在南美洲暴发,并在全球蔓延,我国也出现了输入病例。高福敏锐地预感到,寨卡病毒对中国的潜在危害可能会非常大,甚至“可能大过其他病毒”。之后,高福就开始在各种场合呼吁科学界重视寨卡病毒,并建立输入病例监测及研究共享机制。他在中科院内组织了一支由20多个研究室组成的联合攻关团队,把他在中科院微生物所做流感病毒研究的团队调了过来,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多家单位也迅速参与进来;之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等院外研究团队也加入了攻关队伍,大家通力合作,仅过了两个多月,就产出了一批世界一流的重大研究成果。

  “技术求同,科学求异。”高福说,“寨卡病毒身上还有很多科学问题没有搞清楚。在这个领域,中国要去寻求能够在科学上引领世界的突破点。只要做出来,我们就是第一。”

  上有顶天的科学问题,下接立地的国家需求,在与“看不见的敌人”——病毒周旋的日日夜夜,高福感受到了使命的召唤。

  他始终记得,第一次拿到病毒入侵关键蛋白结构时的兴奋。也始终记得,动身去塞拉利昂的前一晚,他对自己的女儿说,我要去塞拉利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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